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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湖北经济竞争发展的动力研究

来源: 湖北省统计局官网时间: 2015-12-19浏览次数:568
视点:地区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实力及发展潜力,主要反映竞争主体的产品(劳务)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和持续扩张的能力。一般分为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的竞争力。湖北的情况如何呢?

新常态下湖北经济竞争发展的动力研究

湖北省第三次经济普查系列研究课题之一

发布时间:2015-10-10 来源:湖北省统计局官网

[内容提要]地区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体现出来的综合实力及发展潜力,主要反映竞争主体的产品(劳务)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和持续扩张的能力。一般分为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的竞争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省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面临诸多新挑战和新机遇。本文利用第三次经济普查资料,旨在深入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深刻把握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及动力源泉,为全省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谋求新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决策参考。

一、“十二五”期间湖北经济竞争发展动力分析

经济竞争力现状可以从产业体系、金融资本、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来认识。从我省在全国及中部经济总量所处的位置来看,与经济竞争发展动力基本相适应;从经济竞争发展的因素来看,有的竞争发展较为充分,有的则仍有较大空间。

(一)产业体系

产业体系是经济竞争发展动力的支撑,高级产业结构比低级产业结构能创造更高的附加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增强经济发展长期动力的根本途径。通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

2014年湖北产业结构在全国及中部的位置  单位:比重%

 

2014年湖北产业结构在全国及中部的位置  单位:比重%

 

2014年

2010年

 

GDP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GDP

一产业

二产业

三产业

全国

100

9.2

42.6

48.2

100

10.1

46.8

43.1

东部地区

100

5.8

47.0

47.2

100

6.5

51.7

41.8

中部地区

100

11.1

49.9

39.1

100

13.2

52.7

34.1

山西

100

6.2

49.7

44.1

100

6.2

56.8

37.0

河南

100

11.9

51.2

36.9

100

14.2

57.7

28.1

湖北

100

11.6

46.9

41.5

100

13.6

49.1

37.3

湖南

100

11.6

46.1

42.2

100

14.7

46.0

39.3

江西

100

10.7

53.4

35.9

100

12.8

55.1

32.2

安徽

100

11.5

53.7

34.8

100

14.1

52.1

33.8

注:“十二五”时期数据截止到2014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结构调整有了明显转变,工业化将进入中后期阶段,全面提升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尤为关键。

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最大的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后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步加大。同时,产业结构内部调整也呈加快之势,第一产业中高科技农业占比、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比均不同程度提升。2014年,我省第一产业比重为11.6%,比2010年下降2.0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为46.9%,比2010年下降2.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为41.5%,比2010年上升4.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大的趋势是一、二产业比重降,三产业比重升。在中部6省中,我省第一产业比重居第2位,第二产业比重居第5位,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山西、湖南)居第3位。

全国、中部和湖北工业行业比重及排位比较  单位:%

全国、中部和湖北工业行业比重及排位比较  单位:%

 

全国

中部

湖北

 

比重

排位

比重

排位

比重

排位

化学工业

12.0

1

10.6

3

11.2

2

金属冶炼业

11.9

2

16.3

1

8.7

3

食品和烟草工业

8.1

3

12.5

2

15.7

1

电子设备制造业

8.0

4

1.5

18

3.6

11

通专用设备制造业

7.7

5

6.9

5

6.9

6

交通设备制造业

6.4

6

4.3

8

8.4

4

电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6.1

7

6.3

6

5.9

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3

8

3.7

10

2.5

13

纺织业

4.9

9

3.7

11

7.0

5

非金属矿制品业

4.4

10

7.4

4

6.4

7

石油加工业

4.1

11

3.7

9

2.5

14

纺织服装制品业

3.5

12

2.7

14

4.8

9

金属制品业

3.4

13

2.6

15

4.6

10

造纸及文体用品制造业

2.9

14

3.0

12

3.5

12

家具制造业

2.1

15

2.7

13

2.1

15

煤炭开采业

1.9

16

5.1

7

0.2

2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9

17

0.4

22

0.2

24

工艺品制造业

1.2

18

1.3

19

1.0

17

金属矿采选业

1.2

19

2.1

16

0.8

20

仪器仪表制造业

0.9

20

0.6

20

0.8

19

废品废料

0.8

21

0.5

21

0.2

22

非金属矿采选业

0.7

22

1.5

17

1.6

1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

23

0.3

24

0.7

2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2

24

0.3

23

0.9

18

注:以上资料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和全省投入产出调查资料整理。

我省工业化后期,工业内部结构由主要制造业和加工业生产向新兴产业、高新产业升级,由此带来的需求层次显著提高。2014年,我省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占全部工业比重为51.6%,比2010年提高5.2个百分点,2014年加工业比重比2010年下降6.0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产业比重分别比低1.5个百分点和高2.1个百分点;分别比中部地区平均低3.5个百分点和高4.8个百分点。

(二)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经济竞争发展的动力,发达的金融服务业是区域产业高端化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的经济金融条件下,企业可能融通资金的规模是企业持续获取长期优质资本的能力,同时,也是实体经济动力所在。2014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25289.82亿元,比2010年增加10641.82亿元,年平均增长14.6%,贷款规模在中部省份位居第2位。201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6494.82亿元,比2010年增加14725.82亿元,年平均增长13.8%。2014年我省总储蓄率持续保持在45%以上的较高水平,近4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支持经济发展的储蓄和资金供给仍然比较充足。

从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看,除了货币资本这一对经济最大影响因素外,保险和股票等非货币资本对经济影响逐步显现。2014年我省保险业保费收入700.23亿元,比上年增长19.2%,在中部省份绝对数和增速均居第2位,分别低于河南和江西。截止2015年3月,上市公司达84家,直接融资总额达1420.5亿元,比上年增长19.5%。

截止2015年3月底两市(境内)上市公司数据  单位:个、亿元

 

山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上市公司数

37

72

84

81

34

88

可融资能力

6400

8900

10300

10200

3800

11300

(三)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经济竞争发展动力的源泉,企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可以获得资源和市场的垄断优势。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呈现递增趋势。目前,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0%以上。我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与自身比较有了较大提升。

1.科技投入明显增加。R&D投入强度明显上升。2014年我省各级财政科技拨款30亿元,是2010年的2.0倍,全社会R&D投入总量510亿元,是2010年的1.96倍,R&D投入强度为1.9%,比2010年提高0.3个百分点,我省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量居中部省份第1位,投入强度在中部低于安徽居第2位。

2.科学研究与开发能力增强。2014年我省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778项,其中,基础理论成果13项,应用技术成果1728项,软科学成果37项。共签订技术合同21969项,技术合同金额601.74亿元,合同金额比上年增长43.7%。光纤光缆、光通信、“3C”和“3S”软件、生物医药、电动汽车等领域技术实力我省位居全国领先地位。

3.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2014年,我省“四上”高新技术登记备案企业数达3257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451.16亿元,增长14.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9.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6.3%,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

(四)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经济竞争发展动力的根本。区域人口规模及消费水平决定区域市场的规模,人力资源状况决定产业的规模、层次。教育水平影响区域的人力资源潜力。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及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时估测:战后美国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20%是物质资本投资引起的,其余80%是教育、科技作用的结果。舒尔茨说:“没有对人的大量投资,就不能享受现代化农业的硕果,也就不能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富裕,我们经济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问题”。

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经济增长的72%依赖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只有28%靠科学技术进步取得。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保持增长态势,非农产业就业规模以及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这表明整体上人力资源供给条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充分状态。我省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我省普通高校123所,在校学生为153.64万人,在校研究生11.67万人,分别比2010年增加24万人和1.5万人;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为264.1人,比2010年增加54.1人。

(五)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经济竞争发展动力的载体。完善的先进的基础设施,不仅提升地区居民的福利,同时增强了区域对外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城市基础设施的容量大小决定该城市的综合发展能力和产业规模。

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规模扩大,投资持续快增。“十二五”期间我省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网络体系。道路交通事业发展速度很快,建设里程数逐年提高,路面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2014年,我省公路总里程数达到236932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096公里,一级公路3344公里,二级公路18033公里。等级公路所占比重已达到94.6%,公路密度为127.5公里/百平方公里。

2.高速宽带网络加快建设,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支撑水平。“十二五”期间,我省大力推进“互联网+”协同制造和“互联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突破发展信息技术,提升电子信息产业水平。《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以及专项工程的实施,集中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基础软硬件;实施智能硬件行动计划,大力培育基于互联网的融合性新产品;推动安全可靠计算、存储等设备产业化应用,发展专业信息安全服务等。

3.与新型城镇化相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群内各个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城市地下管网“补课”,各类公共设施等投入大幅增加,“一带一路”开启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带来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任务也明显增加,推动了我省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高增速。

4.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和“硬件”两手抓,两手硬。既加强和完善“硬件”的基础设施,如通讯、计算机网络、银行、交通等;又健全和完善“软件”的基础设施,如规范的会计、审计、统计、税收等,以保证社会经济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运行。

(六)资源环境

资源环境是经济竞争发展动力的基础,便利的区位,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是导致要素和产业聚集的初始条件。宜居的环境,影响人才和其他高端生产要素的聚集,作为非流动性特点,环境决定区域的未来。2014年,我省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0.67吨标煤/万元,比2010年累计降低16.36%;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3%(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103.31万吨、12.04万吨、58.38万吨和58.03万吨,较2011年下降比例分别为6.5%、8.3%、12.2%和13.4%。

我省工业结构具有典型的重化工业化特征,今后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随着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进入转折期,资源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环保力度的加大,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对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经济扩张约束越来越强。

二、制约当前湖北经济竞争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近几年来我省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五化”同步发展,但与中央的要求比,与自身潜力和优势相比,与发达省市相比,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一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够。2014年,我省服务业增加值11349.93亿元,居全国第10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1.5%,比湖南低0.7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7个百分点。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快,但占比不高。我省工业总体特征是行业结构偏重,总体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三是城镇化水平滞后。尽管我省名义城镇化率过半,但和同类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比较,我省城镇化还不到位,城镇结构不合理、异地城镇化趋向明显、城镇户籍人口比率远小于常住人口比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我省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1%,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比还有18.7%和约1000万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

(二)外部环境压力凸显

我省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具有“两面”或“双向”特点,即向好趋向和不利趋向交迭,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从国际环境看,世界发展格局“四期”并存。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发达国家被迫改变长期形成的过度依赖负债消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支撑、过度依赖市场自由放任的增长模式,试图通过“再平衡”和“再工业化”进行结构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快速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加速变化,世界多极化深化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正在孕育着新的产业突破,资源环境压力正转化为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世界主要国家正在积极推动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重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三)内需、外需不足

投资内需下降,投资边际效益逐年递减。随着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低水平大规模扩张导致了较高的重复投资及产能过剩,从而促使了投资边际效益不断下滑。从投资效果系数(投资效果系数=GDP增加额/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看,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从“十一五”期间平均到“十二五”时期的2014年,我省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29、0.28、0.16、0.12、0.10,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即投资1元所能带来的GDP从“十一五”时期的0.29元下降到2014年仅为0.10元,收益为投入的1/10。

消费内需不足,消费市场扩大受到收入偏低限制。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逐渐表现出需求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近年来虽然持续快于GDP增速,但是消费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强。2014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2%,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3.4%,农民收入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差距过大,这无疑制约了全社会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外需动力不足,出口规模不大。从出口贸易来看,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也是贸易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GDP占全国比重前3位的省份,其出口贸易占全国的比重位居前列。我省经济与国际对接的状况不佳,来自外部需求的动力不足。一方面是经济大省,GDP总量迈入“2万亿”俱乐部,另一方面是出口小省,2000-2014年我省GDP每增加1个单位,产生0.056个单位的出口贸易额,带来0.015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低于全国,也表明出口有相当大的潜力。我省经济地位与出口不协调,既是“中部塌陷”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支点建设亟待破解的难题。

三、提升湖北经济竞争发展动力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省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即由前期的高增长区间转变为中高增长区间。经济增速保持在7—9%的水平成为一个常态,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成为发展的重要推手。

(一)努力强化创新驱动

加强自主创新,提高创新实效,促进经济发展向更高阶段跃升。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越来越融合为一体,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着力构建有利于创新活动的高端基础设施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和引导作用,对高端人才、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领军企业适当提供政策优惠。应坚持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努力提高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促进企业建成或鼓励建成自主研发机构,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力争在重点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应以提高创新实效为核心,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发展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力争科技成果较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加大创新投入,优化投资结构,打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体系。加快成果转化,完善服务机制,创新驱动竞争企业引领机制,进一步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和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鼓励企业、投资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合作实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集中力量打造一批规模超千亿、具有国际竞争力、引领产业发展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二)继续扩大社会需求

保持投资合理较快增长。根据“一带一路”的新定位以及国家区域战略的新机遇,增加与城镇化、区域发展等相关的利长远、增后劲的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投入和民生工程项目储备;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非竞争领域投资,强化项目资金保障;健全项目推进机制,改善投资环境;突出抓好重大项目特别是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加强土地供应和房地产业的分类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着力扩大居民消费。目前,我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消费增长潜力比较大,因此,要不断完善消费设施,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改善消费预期;加大消费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开发多样化消费信贷产品;加快发展移动通信,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积极培育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扩大餐饮、住宿、日用品等传统消费规模,多层次培育信息、医疗、养老、文化、汽车、家政等新的消费热点,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

(三)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积极寻找新的产业支撑点,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转变。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按照国际经验,每1元现代制造业增加值相应需要1.5-3.0元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配套服务,目前,我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缓。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努力消除限制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鼓励服务创新,优先发展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良性互动发展。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我省偏重型工业的转型升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技术高端化、产业集群化、资源集约化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依托大产业、大项目和大基地建设,着力提升产业链长的汽车、石化、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增强经济实力。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实行重点突破,对具有发展潜力的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要加大扶持力度。

做大做强现代农业。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着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培育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业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扶持,不断完善农业服务体系,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据测算,2014年我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吸纳6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按照最终消费中城镇人口消费与农村消费的比为2.9:1计算,可以增加180亿消费额,拉动消费增长潜力很大。构建现代城镇体系,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根据各地人口规模、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特点,强化全省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做大“省域次中心城市”和“地市中心城市”,努力破解制约县城和中心镇发展的制度瓶颈问题,构建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加强城镇设施建设,加快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加大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等市政地下管网,排水防涝和防洪设施以及电网的维护改造力度,提高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扩大城市公园、绿地面积,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建设道路。

推进城乡一体发展,按照加快推进农民居住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在城镇居住、就业创业,放宽农业人口到中心城镇落户条件,制定适合省情的城镇户籍政策;加强农业转移劳动力市民化保障体系,确保随迁子女平等教育权利,促进就业创业,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统筹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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