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七大主题

概述

未来十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关键十年，也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奠定并建立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十年。

然而，复杂的全球政经环境、国内社会改革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三层因素的叠加，使得未来十年中国发展之路充满不确定性。

站在新十年的起点，展望未来，我们强烈地感知到各种维度的改革、各种力量的角逐、各种技术的突破将聚焦在经济生活中，对中国社会和企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思略特(Strategy&)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主题展开，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核心原动力。这些主题包括：

• 格局突围：以经济手段实现全球政经诉求
• 创新转型：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 能力驱动：从机会导向向能力驱动全面转型
• 数字再造：推动未来商业模式全面重构
• 绿色发展：经济与环境的平衡、平衡、再平衡
• 崇法简政：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
• 返璞归真：价值观重塑和道德缓慢回归

一、格局突围： 以经济手段实现全球政经诉求

充分利用经济力量寻求政治和军事上的突破，这是未来十年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美国外交采用“重返亚太”的指导方针，辅以TPP和TTIP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手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挑战。

然而，中国利用创新的地缘经济思维，通过经济合作绑定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的利益，确保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框架下，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突围。

“一带一路”发展地缘政治、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和资本扩张，则是支撑该思维体系的抓手，是中国建立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突破口。“一带一路”发展地缘政治。“一带一路”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即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创造新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通过多边金融机构实现资本的互联互通，提高全球流动性提供者的分量，对巩固中国在亚洲、欧洲甚至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互联互通”主题的指引下，中国企业要发挥好连接器的作用，将发展中国家未满足需求与中国产能和全球资源与中国需求连接在一起。建立全球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全球扩张的又一重要手段。

首先，一系列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超过10万亿美元的基建融资需求。多边金融机构最大的优势，在于建立了中国企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资本的枢纽，通过发行欧元、美元债券或与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合作，降低了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也保证了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话语权。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已位居第五大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支付货币，在未来，基于支付功能和价值功能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人民币全球定价功能也就会水到渠成。

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资本扩张，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获取品牌、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以及进行全球区域布局的有效途径，是中国企业真正实现“全球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总体而言，伴随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受多重因素共同驱使，未来十年的并购活动将更加活跃。并购的主体呈现跨经济类型、跨产业链、跨行、跨界、跨市场的多样化趋势。随着金融环境的改善，并购的资金来源也更为多样，如：私募基金、并购基金等。

并购将成为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经济转型的重要推进器。当然，在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需要提升全球视野的战略规划能力、并购交易能力、并购后整合能力和文化融合能力。我们相信，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建立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时期，同时，这也将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十年。

企业在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下带来的机遇，做好三个层次国际化：产品国际化、产业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

这要求中国企业，第一，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竞争力；第二，企业需要真正重视国际化经营人才梯队的培养；第三，企业内部需要建立真正精通全球资本运营的团队。

未来十年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会增加，但中国格局突破的决心不会退却。中国企业必须在未来国际事业中把握机遇，借势而为。

二、创新转型： 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GDP的增速和竞争力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劳动生产率的突破。过去的三十余年，中国依托于低廉的人工成本，树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尽管是出口第一大国，但制造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处于全球制造链的低端，生产过程能耗大，竞争力不强。

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效率下呈现不断放缓的趋势，而要素成本的增长仍保持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测算，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相对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其他国家加权平均的单位劳动成本的指数）增加了近80%，单位劳动成本明显高于泰国、印尼等周边发展中国家。

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逐步或者明显低于核心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则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要素成本一旦上升了，要降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有赖于技术创新及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开放的市场环境、多元化所有制共存、公平有序的竞争促使企业为了逐利而不断创新、提高效率。

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提倡简政放权、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崇万众创新，释放了良好的信号。国有资本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国企改革对振兴GDP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本轮改革的动力不足，未来能否实现真正的“大刀阔斧”则有待于政府提振经济的渴望和决心。

在这点上，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一是以国资委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控制者如何对其自身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有比较客观的界定，让其真正扮演一个投资者和股东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书面上，更多地要从理念和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的改变；二是切实赋予经营管理者权限和与之相适应的薪酬激励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很难从根本上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积极性，国企改革的效果就不会令人满意。

所以讲，制度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属于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中国政府未来十年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产业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即告别简单粗暴、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过程。

在争夺高端制造业方面，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要大力发展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技术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欧洲以德国“工业4.0战略”为代表，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相应的，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本着“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以人为本”的基本方针，主要聚焦于智能制造，实现从资源驱动向信息驱动的发展。

然而，中国目前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多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阶段，已有很多出口导向的企业在现有生产模式下纷纷倒闭，而有远见的企业开始工厂升级，大量引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设备来提升工厂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

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重点提出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提出相应的五大配套政策。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调整结构，通过转型创新引导新供给，满足消费端的有效需求，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

我们预计，未来在开放程度高的行业，市场将会逐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中国一些行业将会经历一个“痛并快乐”的转型期，进入增长的新阶段。

当然，产业创新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来推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创新初始阶段的国家，国家层面的战略推动和经济支持（含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等，国家层面上的推动力不可小觑。

就企业而言，在以创新为动力的背景下，我们建议企业在创新发展方面注重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应进行文化调整。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长期存在风险厌恶的情况，即“不做不会错”的思想导致管理层“不作为”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创新为动力的背景下，企业文化应调整为“容许试错”，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企业活力。其次，应进行投资调整。应摆脱以前“销量为王”的思维，更加注重对研发和客户体验的投入。第三，应进行人员策略调整。应调整研发、销售、营销人员的梯队建设，为满足未来更加细分的消费者需求做好准备。

三、能力驱动： 从机会导向向能力驱动全面转型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核心能力的历史机遇期。总结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人口红利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得到释放，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消费成熟度不高；另一方面，供给无法有效地跟上需求增长，形成了不少市场空白点，政策不够成熟，行业进入门槛较低。

所以，中国的许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太注重能力的建设，更多地通过“关系”获取资源和通过金融高杠杆进行大量投资实现业务发展。今天，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依托于遍地黄金的“市场机会”和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资源的企业发展战略将越来越受到挑战，未来市场竞争将越来越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形成以“能力”为基础的竞争和发展模式。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发展中经历了三大转变。

首先，从盲目扩张向理性回归。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少企业存在“盲目扩张”的问题，即盲目进行产能的增加和相关或非相关多元化，但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企业已经逐步回归理性，脚踏实地做好主业，谨慎的开展相关多元化。

其次，从粗放增长向精益管理转变。在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期，企业常常重速度、重规模，不注重管理效率的提升、社会责任的履行，但随着市场增速的变慢，企业效率较低、环保压力过重等问题浮出水面，要求企业实行精益管理。再次，从机会导向向能力驱动转型。

随着消费者、客户成熟度和要求的逐步提高，竞争更加充分和人口红利的消耗殆尽，中国市场的竞争方式开始从机会驱动向能力驱动转变，那些致力于投资核心能力并通过这些核心能力发展的企业将会成为市场真正的赢家。

思略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企业成功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发现，这些成功的企业具备独特的价值主张，拥有一套由3-6种能力组成的能力体系从而将价值主张发挥到极致，并且自觉地提供与价值主张和能力体系相匹配的产品和服务。

当然，企业核心能力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路途漫漫，需要企业家们怀有一颗“工匠”之心。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首先需要打造几个方面的能力。

第一，需要打造客户价值提升能力，即通过准确的把握客户需求，深入挖掘客户价值，实现客户体验的提升。

第二，建立精耕细作的管理能力，即通过改善自身的组织结构与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控制成本，进而提升盈利性。

第三，打造技术与管理的创新能力，要在产品技术、生产技术、商业模式、业务管理等方面，抓住消费者及市场发展趋势，大力创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四、数字再造： 推动未来商业模式全面重构

互联改变世界，数字化将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变革。未来十年，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还是在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内容和形式上，以及商业模式的转型上，都将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现在人们都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刚刚闭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对全球互联网的关注与重视。互联网从1991年第一次进入中国，到现在中国拥有超过6.6亿网民，固定宽带覆盖到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正在悄然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真正迎来了数字时代。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的“串联式”发展过程，在数字时代，中国是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的“并联式”发展过程，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中国的数字化还面临技术开发应用不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尚未完善和人才结构不合理等诸多挑战。

基于上述挑战，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关注数字化对产业间、产业本身和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一，数字化使产业间界限逐渐模糊，催生许多商业跨界机会。数字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发展对商业的影响在于打造出了一个成本极低的渠道，任何企业均可通过数字化手段，与终端消费者进行连接。因此，任何有能力进行生产的企业，均可能运用数字化手段，侵蚀传统企业原有的渠道，商业跨界成本大大降低。

第二，产业本身也在向数字化、智能化和平台化发展。传统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产品正在向数字智能化发展，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能家居概念的出炉，见证着传统产业蜕变的步伐。企业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后，对数据的拥有和大数据的分析处理将凸显重要性。

第三，技术将成为企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数字化极大的加速了技术升级和迭代速度，同时也将技术的革新置于史无前例的高度，利用数字手段占领核心技术、开发核心零部件，将是未来企业的主攻方向之一。

同时，要求企业具有极高的市场敏锐度，将企业原有“以研发促生产”的思维变为“以市场促研发”，设计符合消费市场和终端市场的产品，将极大加强企业未来的竞争力。“互联网＋”下的企业是否能成功实现从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到运营研发和组织文化的全面转型，将决定企业发展速度，以及未来的竞争格局和地位。“剩”者为王，赢者通吃的现象会进一步显现。

对企业而言，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与转型，企业将越发受到竞争驱使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数字化的投入应由传统IT与营销转向全价值链与运营领域，从“重硬轻软”转向更加重视数字化应用和数据价值的开发，创新模式从“第三方、以技术为导向”转为“自主创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五、绿色发展： 经济与环境的平衡、 平衡、再平衡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粗放式的发展，环境的承载力已面临巨大挑战。处于经济转型的关口，未来环境保护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将是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具体来讲，思略特认为，到2025年中国应实现以下三大平衡：

第一，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平衡。

中国经济数十年的粗放式发展，造成了企业只顾短期效益而忽视了长期发展的局面。

一方面，企业为了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占得先机，大量开采与使用资源，而没有注意提升企业自身的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在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必将是以“长短结合”的方式，更加注重提升企业自身效率，同时适当增加环保成本，寻求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的平衡。

第二，GDP与社会民生的平衡。

一方面，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的逐渐转变，GDP目标逐渐被降低或削弱，GDP已经不再是考核地方政绩的唯一指标。

另一方面，华北地区大范围雾霾使人们注意到日益突出的环保问题，社会对环保、食品安全等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这两方面都在释放明确的信号，迫切要求实现GDP与社会民生的平衡。

第三，绿色发展与经济强国的平衡。

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政府的态度也由原来的经济强国，逐渐向绿色发展方面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政府理念与导向的调整，“环保大部制”改革浮出水面，政府将持续加强平衡发展的理念和行政工作导向。

二是环保法制进程的加速，《新环保法》加强了违规罚款与环保执法权，同时，经济转型对环保法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政府有望分行业、分步骤加强环保法治。

三是能源结构调整及能源质量的提升。未来核电、水电和新能源比例将不断上升，煤电将不再增加，同时，特高压与智能电网的发展也将促进实现新能源大量上网。

四是环保产业的扶植。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政府计划促进社会环保投资17万亿元。环保产业的加速发展较为受制于环保政策、环保监管的执行。

我们认为，未来随着监管力度加大，环保产业的有效需求将增加，规模效应逐步提升。同时，政府有望加大相关税收补贴、研发补贴，促进环保的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基于上述三大平衡，我们认为绿色发展进程中，不仅给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先，对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环保意识方面，国家未来将以更严厉的法律手段，促使企业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在煤电、煤化工、石油化工等重污染行业体现尤为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不仅仅是原来的企业捐款、救助失学儿童等简单的经济要求，而是对企业文化的要求，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对员工职业健康与安全、社区影响、环境影响等各个方面担负起全面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其次，绿色发展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绿色环保行业从2013年以来持续升温，孕育出了大批优秀的节能环保公司，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环境标准的提升，将有效改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中“QHSEC”管理实力明显偏弱的现状。

六、崇法简政： 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 公正、 公开的竞争环境

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将致力于打造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制社会，为企业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本届政府已经把法治社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立法、执法方面进行多项创新与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法治中国将在未来十年成为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概念。

思略特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亟待创新改革的大背景下，“崇法简政”是提振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市场经济的深入改革需要有配套的法律保障，促进公平有效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迫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手段和生产效率，积极创新，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提升。同时，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将为企业营造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环境。具体而言，崇法简政主要有以下影响。

第一，法制趋严。食品安全、环保相关法规近几年明显趋严，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八项规定”的出台，进一步运用制度手段增强社会法制水平。总体而言，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中国未来的法制水平将不断提高，法制环境也将向发达国家靠拢，违规成本越来越高。如近期国家加强发垄断法的查处，一些汽车企业被开出数亿元的罚单。可以预见未来法律合规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将越来越重要，甚至可能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否。同时，在产品安全方面，随着处罚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处罚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不再是“消费者战战兢兢消费”，而是“企业战战兢兢经营”。

第二，“灰色地带”减少。我们认为，“依法治国”将有效的改变“关系型经济”的企业经营环境。例如，《决定》中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随着市场的透明度，长期有效的市场化游戏规则将建立。

第三，“简政放权”，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自2013年起，中国政府实行机构改革，先后整合了铁道部、卫生部等重要部委，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同时政府也建立了20个部委的公开权力清单，增强了政府的透明化。这预示着中国社会正在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变，政府将更多的为社会民生提供服务，利用市场手段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我们相信，伴随需求增长的放缓与经济转型，中国的法治环境也将得到大幅改善，形成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一些行业的竞争格局有望发生较大的变化，如：垄断性行业、环保成本是企业间重要成本差异的行业。依托于法律灰色地带或者违规而生存的企业，未来将受到来自需求疲软与升级、违法成本提高的双重挑战。相关的企业需要尽快提高市场化的竞争能力、调整和建立适应未来法治环境的商业模式。而法治的加强，也为合规程度高的外资企业、具备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相应企业应抓住法规发展趋势，判断好时机，更加大胆的投资于法治环境下的差异化竞争力，为迎接法治红利做好准备。

七、返璞归真： 价值观重塑和道德缓慢回归

思略特认为，下一个十年将是中国整体价值观重塑和道德回归的开始。

近三十年来，受“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动，经济快速发展带来较大贫富差距，在价值观上，人们推崇拼搏进取，同时也形成了金钱至上、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爆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空气与水污染、食品安全问题、官员腐败问题、老人碰瓷、冤假错案等等。

各种问题的背后体现了经济利益、社会道德与价值观、法治监管之间的较量与权衡。近期发布的24字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阐述了中国的价值准则。这标志着中国整体价值观重塑的开始，将逐步统一中国社会、企业与人的核心价值观，有助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回归和社会更加规范化发展。

对企业而言，价值观的重塑与道德的回归尤为重要。

首先，企业的价值观将是影响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多年前的安然公司造假事件，不仅仅是高管个人的行为，更是安然企业急功近利、冒险主义的精神影响下核心管理成员做出的选择。大众汽车排放门事件，也发生于大众发力追赶丰田、争夺世界第一的期间。

在国内，更不乏企业基于追求短期目标形成的特定价值观，并直接传导给员工，做出违反道德及法律的现象。面向未来，中国企业需要建立良性的价值观，并建立符合这一理念的管控体系，确保员工的行为在客户及社会中树立企业的信誉形象。

其次，企业价值观应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和道德回归，企业的价值观也应与社会价值观靠拢，处理好与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企业不应再以不可持续的模式和机会主义的心态来发展，不能再依赖行贿受贿的不良手段获取机会。

应在道德、和谐的基础上建立员工的合理的薪酬和激励机制。北欧著名服装品牌H&M曾因为在海外压榨员工遭到消费者的联合抵制；鉴于富士康的员工权益，美国媒体也曾呼吁消费者抵制苹果。

随着中国消费者价值观和道德的重塑，未来类似的问题也将暴露。企业及企业主应更加重视社会责任感，更多参与公益实践，树立利于长久发展的社会形象。再次，企业价值观将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形成了低质低价的形象，在国内又面临着信任危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全新价值观将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良好的企业价值观有利于在利益相关方增加信誉，降低信任成本，提升品牌形象，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体现了企业的软实力。未来在与发达国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直面竞争的过程中，以人为本、达到高道德水准将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条件。

结束语

展望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我们认为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发展的质量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市场引领、能力驱动来系统地破解这一课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更需要中国领导层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要求变革、实现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持续增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建立全球影响力的趋势不可阻挡。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和企业如果能够围绕上述七大主题进行战略布局、政策制定和资源投入，中国必将迎来又一个辉煌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