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11 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图2-3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图5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 ,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如何打赢这四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
我们预计,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产能去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这意味着,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
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
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其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重新分配经济蛋糕。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从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中国式转杠杆。供给侧改革同样将对中国杠杆率产生影响: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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